中国能够在全球稳定与繁荣中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

近日，春华创始人胡祖六博士受邀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并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三角关系”论坛上分享他对于中国经济前景、中美欧关系走向的洞察。

胡博士表示，尽管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但在政府一系列举措下，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作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建设性力量，中国正在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他同时认为欧盟在三边关系中处于独特的有利位置，应该保持独立性，中欧可以在电动汽车、绿色能源等方面展开合作。

本次讨论由Politico欧洲版总编辑Jamil Edmond Anderlini主持，其他嘉宾包括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杰出研究员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葛丽鹤(Belen Garijo)。

 

以下是论坛讨论的主要内容：

 

Jamil Anderlini

在讨论“美国、欧洲和中国三角关系”前，我想先请教艾利森教授介绍您所普及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

 

艾利森

修昔底德的核心观点是，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强权严重威胁到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强权时，结果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战争。他的那句名言，可能是西方国家安全研究中引用最频繁的一句话：“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使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我在著作《注定一战》中研究了过去500年的历史，观察到16次迅速崛起的强权严重威胁到主要统治强权的地位，其中12次最终导致战争，只有4次没有爆发战争。我的老同事和导师亨利·基辛格，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每隔几周都会给我打电话说：“Graham，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1914年的回声。”

尽管如此，修昔底德并不是宿命论者。他写这本书是因为他认为人们在做决策时犯了错误，而本可以有其他选择。他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我与修昔底德的观点类似，事情如何发展，75%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但仍有20%-25%的空间留给决策者。北京、华盛顿和欧洲的聪明决策者完全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其中一些行动现在已经开始实施。我相信一年后我们会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进展感到惊讶。

欧洲的角色是提醒其他大国的主要决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星球上，应谨慎行动。

 

Robin Niblett

在这个“三角关系”的概念中，欧盟或欧洲被夹在中间。从某种程度上看，欧洲似乎拥有类似规模的力量。欧洲的防务预算总体上比中国的防务预算更高；目前它的GDP尽管不如美国但领先于中国。然而，欧洲不能像美国和中国那样以整体的名义迅速做出决策。

相比俄乌战争前，欧洲人在安全问题上更加依赖美国。因此，我们试图向美国传递的信息之一是：留在欧洲，帮助我们至少在过渡时期应对俄罗斯，同时我们也会支持你在印太地区的行动。现在欧洲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更加紧密，与日本的安全关系也在加强。这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双方协议。

然而，现在拜登时期已经过去了，特朗普上台后显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亚太发生冲突，但并不升级到艾利森教授所描述的全面冲突，那么欧洲、欧盟和英国是否还会站出来？

我相信人类会吸取教训。如果我们回顾我们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确实在学习。中国也在学习，毫无疑问，中国绝对不希望重蹈历史上一些大国的覆辙，尤其是苏联的错误。因此，我更倾向于持乐观态度。

 

Jamil Anderlini

回到亨利·基辛格的比喻。欧洲如果选择与美国结盟，对美国说“我们会在印太地区支持你，但你需要在应对俄罗斯的问题上支持我们”。这听起来非常像是在1914年那样无意识地滑向冲突。

Garijo女士，传统上，我们认为避免冲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以及更好地对齐主要产业国的利益。回顾欧盟的成立历史，我们通过经济上的煤钢协议，让各国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各国就不必相互斗争。

默克公司在美国和中国都具有重要业务布局。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一体化？您认为这种一体化正在瓦解吗？随着特朗普的当选、中国更注重内向发展，以及欧洲的犹豫不决，您是否认为像默克公司这样的全球化布局变得更加困难了？

 

Belen Garijo

我们公司的根基、总部和运营都以欧洲为荣，我们在美国拥有最大比例的员工，同时中国和亚太地区是我们最大的收入来源。因此，我们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本地化”公司（glocal company）。我们的运营在这三个大洲之间无缝连接，得益于我们的实力和韧性，以及对这些国家和竞争环境的深刻理解。

欧洲、美国和中国高度相互依赖、紧密相连。它们是竞争对手，但同时也是贸易伙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还是战略盟友。因此，我不认为冲突对任何一方有好处。

我在今年的会议中注意到了一件事，就是特朗普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对中国的语气更为积极了。特朗普总统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他希望与中国走得更近，与中国展开合作。欧盟委员会主席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这是因为各国需要彼此合作，他们现在对脱钩风险等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Jamil Anderlini

我在布鲁塞尔已经生活了三年，当我刚从北京到这里时，我的反应是：“这里的官僚主义比中国还要严重。”这个地方运转得如此缓慢。

我认为特朗普的当选以及他对多边机构，尤其是对欧盟的敌意，或许正是欧盟所需要的那种生存危机，来促使其整合行动。

回顾新冠疫情、欧元危机（比如马里奥·德拉吉的“无论如何都会采取行动”态度）、以及俄乌战争，这些都是让这个非常缓慢、笨重的欧盟突然行动起来的危机时刻。

 

Belen Garijo

我同意您的观点，在危机时刻欧洲能够团结一致。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政治意愿将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今天，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碎片化，以及欧盟布鲁塞尔层面和成员国之间的脱节。

我在论坛期间发现，欧洲领导人意识到自己有两顶帽子。他们必须是自己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处理本国的事务，但同时，他们也需要戴上在领导欧洲的帽子。要真正让欧盟理事会在潜在危机面前团结一致，需要政治意愿。

 

Jamil Anderlini

胡祖六博士，本周我与一些中国公司见面，虽然不像往年那样多。有些公司正面临一些挑战，部分投资者正在努力通过重组中国公司，使它们看起来更像美国公司，以便达成不同的交易。作为在中国主要的投资者之一，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大国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经济环境？

 

胡祖六

中国经历了疫情、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挑战。但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复苏，增长势头正在恢复。自2024年9月以来，政府明显已经重新调整了优先级，转回支持增长、支持商业的政策议程。这对中国企业家、中国公司、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如默克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对于投资者来说，当然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这对全球稳定也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规模如此庞大，它确实是世界经济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作为增长的来源，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不可或缺的引擎。

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我想提供一个与传统观点略有不同的视角。

有人认为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上升，欧洲应该自动倾向于站在美国一方对抗中国，因为美欧彼此间有共同的价值观，并且有军事联盟。当然这些因素是事实，但共享的政治体系或传统并不能保证双方的利益完全一致。修昔底德陷阱正是这种现象的体现，这是艾利森教授著作的古代灵感来源。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希腊文明的体现，但他们之间依然爆发了灾难性的战争。

无论是政治上是商业上，欧洲领导人与特朗普2.0政府之间有着显著的利益分歧。例如在贸易方面，美国针对欧盟的保护主义显著增强。不仅仅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拜登也实施了相同的产业政策，比如《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这些政策无疑是高度保护主义，并且以牺牲欧洲公司为代价。

在科技领域，美国注定会在人工智能方面占据无可争议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欧洲在美国超大规模科技公司的支配下，只能忍气吞声，如果没有选择的话，将不得不支付极高的代价。

在气候变化方面，特朗普2.0政府的政策方向与欧洲和中国完全相反。而在卫生领域，特朗普已经将美国撤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与欧洲的利益也是相悖的。

对欧洲来说，处于中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欧洲可以拥有灵活性，在合适的地方与美国合作，同时也可以与中国合作。当然，欧洲也可以与中国竞争。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必须盲目地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样做会剥夺欧洲自身的自由、独立性和尊严。

所以我的建议更像是查尔斯·戴高乐的建议。欧洲应该找到一种方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保持尊严和信心，因为这符合欧洲的最大利益。而从长远来看，这也符合全球的最大利益，因为最大的危险，我再次引用艾利森教授的警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正面冲突，那将是对整个世界的灾难。

因此，欧洲可以通过充当一个自信的调解者，作为一个桥梁连接者，为防止这种冲突的发生，在贸易、投资和其他全球至关重要的利益领域，维持大国共生关系，发挥自己的作用。

 

Jamil Anderlini

欧洲的许多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同意您的看法。这正是欧洲战略自主的概念，它让欧洲在中美之间扮演某种角色，把自己称作第三极。但过去一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剧变。看看特朗普内阁中的成员，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以他们对中国强硬的立场而著名。

我听过的关于特朗普2.0政府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这次迅猛龙（Velociraptors）学会了如何开门。”如果你回顾上一任特朗普政府，那时美国政府领导人还是新手，但这一次，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运用政府的杠杆。那么，欧洲该怎么做呢？

 

Robin Niblett

去年七月，我曾在北京参加一个论坛。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讨论，甚至比与美国的讨论还要严厉，而讨论的重点大部分集中在乌克兰问题上，部分也涉及贸易。

在欧洲，很多人感觉中国经济增长正威胁到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很多公司，面临着中国出口导向、而非消费导向型增长的冲击。这种情况加剧了欧洲对中国的焦虑。

从贸易模式的结构来看，这种紧张关系更加明显。美欧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约为1.5万亿美元，欧盟在商品贸易上有大约1500亿美元的顺差（特朗普一直提到这一点），但在服务贸易上却有1000亿美元的逆差，净顺差仅为500亿美元。这在1.5万亿的贸易额中显得微不足道。

欧中之间的贸易额在2023年接近8000亿美元，其中大约3000亿是欧盟的顺差。但更值得关注的数字是外国直接投资。美欧之间的投资存量达到5万亿美元，例如像默克这样的公司在美欧市场上建立了庞大的投资。而欧中之间的投资存量却只有大约3200亿美元，显得非常微小。

当然，对欧洲来说，最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的回归。特朗普会把这种关系视为一种依赖关系。他可能会对任何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公司征税，尤其是当这些公司的政府不能配合美国的出口利益时。因为特朗普对贸易的看法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完全不同。

此外，乌克兰问题的发展可能会对局势产生新的影响，特朗普或许会采取与当前不同的立场。但欧中之间的贸易模式长期以来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这对欧洲非常有利，对中国也有所帮助。然而，现在至少在布鲁塞尔和欧洲主要首都，围绕中国的情绪已显得极为担忧。

 

Belen Garijo

我想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欧洲的困境到底是中国试图“抢走我们午餐”的结果，还是欧洲过去多年来不作为的结果？

谨小慎微、规避风险、缺乏投资和碎片化主导了欧洲过去十年的基调。我们不能把当前的情况归咎于任何一方。我们在15年前就已经在谈论欧洲的“经济硬化”（EUR sclerosis）了。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正确的方向，不责备任何人，而是努力连接、协作并保持建设性。当然，我们需要管理风险，通过识别可能出现的情景，尤其是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情景来实现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弥补技术差距，而这需要投资。同时，这需要各成员国的团结一致。

我们还需要创造一个更加简单高效的环境，而不是等待10年才能在像半导体这样关键领域建立合理的布局。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些我们已经讨论多年的事情，例如资本市场联盟，以避免本可用于推动欧洲创新和生物技术发展的3000亿欧元流向国外。

 

Jamil Anderlini

德国，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欧洲，在过去做出了三个重大押注：依赖俄罗斯获取廉价能源，依赖中国获得广阔的开放市场，以及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

这些押注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回报，但现在却成为了德国的巨大失误。然而，当我与德国政界人士交流时——尤其是那些在位时间还剩一两周的政治人物，我发现他们只剩下怀旧情结。他们只希望回到那些曾经奏效的策略，而没有任何新的计划。他们的思路似乎只是：“请把我们的市场还给我们，把我们的能源还给我们，并永远为我们的安全埋单。” 这种状况真的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Belen Garijo

我不知道您和哪些德国人交流，但这与我在德国交流时听到观点完全不同。我可以说，并且我亲眼见证过的是，如果欧洲有一个国家始终在与中国建立桥梁，那就是德国。

 

艾利森

我们应该将各种问题拆解开来，尝试理解各方目前的立场以及它们可能的走向。我认为印度外长苏杰生（Jaishankar）提出的“多重结盟世界”（multi-aligned world）的概念，将是三方关系中的主要趋势。

在绿色发展方面，中国和欧洲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共识，但这与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不同。他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骗局”，一个“假象”。他正在退出很多国际机构，而欧洲和中国仍然会支持多边主义，无论是WTO、WHO，还是其他机构。当下有个共识：特朗普政府是共和党对拜登政府的鹰派替代方案。

但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打个赌：一年后，如果有幸再次聚在这里，我们会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进展感到惊讶。特朗普是否是一位对中国强硬的鹰派？如果你深入研究他，你会感到震惊。

 

胡祖六

Jamil提到德国长期押注的问题，但我对此有不同意见。德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得益于对贸易的广泛开放，这是过去20年的一个光辉案例。尤其是德国的大型汽车公司，中国一直是它们的第一大市场，是收入的第一来源，也是利润的第一来源。

当然，过去几年，形势变得更加艰难，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也因为从传统内燃机车向电动车转型的迅速变化，德国企业有些措手不及。但这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机会，因为德国和中国都致力于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

诚然，德国或欧洲依赖俄罗斯天然气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在这一点上，中国可能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理想合作伙伴。中国已经通过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成功地提供了无需政府补贴、价格可负担、具有商业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来源。

至于关于中国需求萎缩的说法，那完全是错误的。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没有达到应有的潜力，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随着这一比例的正常化，中国将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最终需求的关键来源。

当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重新获得信心，开始消费医疗、交通、食品等各种产品时，中国将真正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引擎。中国中产的人数比美国和欧盟的人口总和还要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需求来源。

中国的故事实际上是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正在为全球南方国家带头，帮助那些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探索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减少贫困并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与全球的稳定与繁荣息息相关。是的，这其中存在许多摩擦和分歧，但中国很清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并愿意与美国和欧洲合作。我相信中国能够在全球稳定与繁荣中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

 

艾利森

我想更乐观一点看待欧洲。欧洲将在国防方面有所作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我相信到本周结束时，欧洲可能会变得更加自主，而不仅仅是被夹在中间的“被挤压的角色”。

欧洲可能会开始塑造更多的身份认同，部分原因在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欧洲已经意识到非洲是其未来的一部分。如果你看看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的成果，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贸易协议，你会看到欧洲正在尝试找到一条不同的道路。这让我对未来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而我也想将这一点归功于英国的作用。

我认为胡祖六的评论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全球有80亿人，其中有美国、中国、欧盟，以及全球大多数其他人口（不仅仅是全球南方国家）。他们的声音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他们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