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竞赛的两面:技术创新与广泛应用
19.10.2026
“Slowing down is not an option.”
谈到人工智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斯宾塞教授(Prof. Michael Spence)的判断很直接。
在春华资本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上,斯宾塞教授与春华创始人胡祖六博士从AI谈到全球贸易,又谈到中等强国的困境。贯穿这些话题的,是对一个更加碎片化世界的现实判断:竞争不会消失。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管理竞争,同时保留合作的空间。
针对日益激烈的中美AI竞争,斯宾塞教授特别指出了两条不同的赛道:一条争夺AI升级的高度,一条争夺AI扩散的速度。前者决定谁站在技术前沿,后者决定AI能否真正转化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前沿竞争仍在加速
在斯宾塞教授看来,前沿AI的竞争已经高度集中于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会允许自己“远远落后于对方”,他也不认同AI竞争必然“赢家通吃”。按照各种衡量指标,中美此前存在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类似的逻辑也发生在企业之间。从博弈论看,这是一场典型的“军备竞赛”:对领先科技企业而言,过度投资固然有成本,但与掉出第一梯队的风险相比,这个成本仍然可以接受。因此,无论过度投资还是安全风险,都不足以让这场AI竞赛停下来。
斯宾塞教授认为,应对风险的办法不是要求中美停止竞争,而是把最危险的问题单独拿出来。中美可以在继续竞争的前提下,对于那些可能给彼此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极端风险,建立有限的合作框架。
“当涉及相互毁灭性的、切实存在的风险时,”他说,“我认为中美可以达成共识,进行对话。”
这是一个刻意务实的提议:在竞争不可避免的地方进行竞争,在风险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方进行合作。
AI扩散愈加重要
不过,对经济学家而言,技术发展只是AI故事的一部分。
斯宾塞教授特别强调,生产率增长与AI的扩散和应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AI只在少数行业快速普及,但经济中的大部分行业长期缺席,那么再大的技术突破,也很难转化为整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市场已经开始寻找更现实的应用方式。斯宾塞教授观察到,美国一些企业正在减少对昂贵闭源模型的依赖,转向一种“混合模式”:最复杂的任务调用最先进的模型,其他工作则交给更小、更便宜、但足以完成任务的开源模型。他特别提到,DeepSeek已经被一些美国企业采用,在印度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得到广泛使用。在这条赛道上,斯宾塞教授认为中国尤其值得关注。他注意到,中国的政策规划明确强调AI的普及应用,并提出重点应用领域。相比之下,美国在推动AI扩散和应用方面投入不足。美国政府的做法像是一场“spectator sport”——坐在场边,看市场自己能否解决问题。
技术突破当然重要。但真正改变经济的技术革命,不仅仅看少数企业能把技术推到多高,还要看整个经济中有多少企业能够把它用起来。
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中国
斯宾塞教授关于竞争与共存的判断,并不限于AI。
15到20年前,中国制造业与许多国家更多是互补关系。随着产业不断多元化、扩大规模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中国已经开始与德国、韩国等经济体直接竞争。
在斯宾塞教授看来,中国国内总需求无论在规模还是结构上仍存在失衡,消费相对不足,投资占比偏高。他指出,解决当下经济问题的应对方式并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以可持续的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在国际市场上,则可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以缓解出口增长带来的部分矛盾。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生产,在获得市场的同时,也让当地分享投资、技术和就业带来的收益。当中国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成为全球最强的制造业竞争者之一,下一阶段的全球融合不能只是“卖出去”,也需要更多“走出去”。
然而需要调整的并不只有中国。除了中美两个超级强国,很多中等强国也面对挑战。斯宾塞教授特别提到了加拿大:该国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国,如今则面临严重的挑战。卡尼政府试图降低这种依赖,同时重建与中国的关系、发展与欧洲的联系。这需要多年时间,短时间内会付出增长和就业方面的代价。但在教授看来,这是必要的结构调整。
路径不同,背后的变化却相似:旧有的依赖关系正在重组,但相互依赖本身并没有消失。
在竞争中寻找有限合作
未来的国际秩序或许不再那么整齐。各个国家可能围绕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合作与联盟。斯宾塞教授称之为一种“有些凌乱,但仍然务实、可行的架构”。
中美不会停止争夺技术领先,各国也不会停止增强自身经济韧性。但竞争并不意味着合作失去必要性——无论是管理AI的极端风险,还是适应贸易与投资格局的变化。
真正的挑战,已经不是如何避免竞争,而是如何在竞争中依然保持合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