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十字路口 | 走出内外失衡：中国经济的韧性、再平衡与政策选择

春华资本资深宏观战略顾问 朱宁 教授

在经历了历史性的房地产低迷、贸易冲突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考验后，中国经济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韧性。但在这种韧性的背后，强大的供给能力与相对疲软的国内需求之间存在着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这一关系正深刻地塑造着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在春华资本2026年全球投资者大会上，我与瑞银的汪涛、高盛的迪安竹 (Andrew Tilton) 以及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雷小山(Shaun Rein) 共同探讨了这些问题。

我们的讨论指出了中国经济中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政策上的选择与克制同国内的失衡相伴而生；这些失衡日益体现为对外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不断上升的外部压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对安全、韧性和工业实力的政策关注。

对于那些等待着新一轮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投资者，汪涛的回答斩钉截铁：“绝不会有‘大水漫灌’（bazooka）式的刺激。”

尽管遭遇了房地产低迷和一连串外部冲击，中国并没有求助于传统举措。政策优先事项已经发生了演变，在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保持稳定、金融安全与韧性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迪安竹同样指出，政策一方面继续支持制造业发展和技术升级，另一方面在提振内需上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这种分化正变得日益明显。中国在制造能力、供应链和技术竞争力方面依然十分雄厚，而消费及更广泛的国内需求则相对疲软。雷小山描述了一个“K型”消费市场：尽管高净值消费者的信心有所回升且高端品牌依然存在机遇，但大众市场的消费者仍持谨慎态度。

这种分化带来的影响超出了中国本身。正如汪涛所言：“外部失衡正是内部失衡的反映。”她强调了应对国内挑战的重要性，尤其是提振国内消费。中国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国内的吸收能力，越来越多的产品流向了全球市场。迪安竹指出，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使得其外部顺差的规模在历史上尤为突出，这也成为了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来源。

然而，外部调整并非易事。中国企业在海外不断赢得市场份额，而欧洲可能难以作出协调一致的应对。

迪安竹认为，欧洲国家在设立实质性贸易壁垒方面面临着很多约束，而中国凭借其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供应链中的地位，拥有强大的制衡筹码。雷小山建议欧洲通过吸引中国企业投资来缓解矛盾，但他也坦言，国家安全顾虑和政治互信不足仍是现实障碍。汪涛则进一步指出，如果国内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人民币大幅升值也无法解决外部失衡问题。

由此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国内再平衡上。

更高的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更健康的企业盈利能力以及对过剩产能的有序调整，赋予企业更大的投资与招聘信心，更积极地运用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债务问题，都将有助于推动国内需求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中国雄厚的工业实力为其提供了巨大的韧性。接下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这种实力的同时推进国内再平衡，并缓解伴随中国经济成功而来的外部压力。